资本主义治下,我们都受困于市场的无形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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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文章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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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jacobin.com/2023/03/mute-compulsion-soren-mau-book-review
资本主义治下,我们都受困于市场的无形枷锁
作者:威廉·克莱尔·罗伯茨
(William Clare Roberts)
译者:邱劭文
法 意 导 言 ✦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代表着第二波政治经济学浪潮的高峰。他在《资本论》的结尾提及,资本主义社会往往依靠“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来实施“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那么,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到底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实施资本主义统治的?以此为问题意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赛林·毛(Søren Mau)写作了《无声的强制:一个关于资本经济权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Mute Compulsion: A Marxist Theory of the Economic Power of Capital)一书,探讨资本的经济权力问题。在毛看来,经济权力是间接的、中介的权力,它通过塑造“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来影响人们的生活。作为对此书的回应和评论,麦吉尔大学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威廉·克莱尔·罗伯茨于2023年3月3日在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发表《资本主义治下:我们都受困于市场的无形枷锁》(Under Capitalism, We’re All Dominated by the Invisible Threads of the Market)一文,对毛的著作进行了批判性分析,首先肯定了毛的作品所具有的突出性贡献(最重要是的对于权力认知的“暴力/意识形态”二分法,从新的维度诠释了经济权力的本质),同时也指出了书中存在的三点不足。
图为本文作者威廉·克莱尔·罗伯茨
图片来源:https://www.mcgill.ca/politicalscience/william-clare-roberts
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不能由文化、人际关系或话语实践所化归或解释。这是维韦克·基伯(Vivek Chibber)的新书《阶级矩阵》(The Class Matrix)的主题。基伯试图通过确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权力动态来阐明这一论点,但我认为这一做法并不成功。不过,虽然他未能确定现代工薪阶层所面临的压力的独特之处,但他已经意识到有一些东西(政治经济而非文化或话语是理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关键)需要被阐明。即使基伯没有解开这个难题,他至少找到了正确的问题。
赛林·毛在《无声的强制》中采用的方法与基伯大不相同。基伯的理论具有攻击性且步步为营,毛的理论则更加温和且带有探索性质。当基伯试图复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时,他试图对话的是主流社会理论;与之相对,毛的对话对象则更偏向左翼: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和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他们都曾提供了一些最重要的理论材料。
也就是说,毛和基伯正在处理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在资本主义中流通和积累,并使得资本主义活跃起来的经济权力?在《资本论》的结尾,马克思写道,“在一般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把“非经济的、直接的暴力”留给特殊情况,而是依靠“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来实施“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毛的新作的标题和研究对象就是由此而来。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实施资本主义统治的?
资本的经济权力很难用你在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入门课程中遇到的标准概念来理解:用暴力、胁迫和武力(国家应该垄断的东西)这些概念来理解资本的经济权力是不合适的。合法性、权威和自愿服从这些在大多数自由和民主理论中被认为是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标志的概念也无法用于描述资本的经济权力。以工作为例:一方面,没有人强迫你每天去上班,这意味着经济权力不是暴力、胁迫或武力;另一方面,人们也不会认为老板有权利要求我们去做什么,所以经济权力也不具有合法性,它不是权威,不会让人自愿服从。
遗憾的是,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并不比政治学101课程(Poli Sci 101)做得更好。暴力和意识形态的二分法、胁迫和同意的二分法、统治和霸权的二分法、压迫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 RSA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SAs)的二分法充斥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它们都再现了社会契约论、现代经济学和韦伯社会学的基本直觉,即权力有两种基本且不可简化的形式:一种是对身体施加强力作用的权力,另一种是改变思想并对观念采取行动的权力。
毛的著作给出了一种新的理解。在他看来,不能用暴力和意识形态的二分关系来看待经济权力。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经济权力“只能间接地通过作用于其环境来发挥作用”——特别是通过重塑“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条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经济权力的独特性。这是一个有价值的见解,毛对经济权力的阐述和对其结果的仔细思考,使他的书成为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有成效的补充之一。根据毛的理解,经济权力是间接的、中介的权力。它通过塑造“选择架构”——这是一个由奥巴马的超级智囊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与其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发明的概念——间接地干预我们的生活。然而,尽管桑斯坦和塞勒这样的“家长制式的自由放任主义者(libertarian paternalists)”认为该架构可以被建构并发挥作用,但是毛已经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选择架构大多是在无意中产生的:资本不是资本家或政府的阴谋。相反,选择架构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涌现属性”,是我们自身社会活动的一种“固定”。我们创造它,但我们似乎无法毁掉它。这就是资本的力量:这种涌现的选择架构能够进行再生产,即使面对有组织的运动来破坏或改造它。
图为维韦克·基伯新作《阶级矩阵》
图片来源: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481275/
中介
为了理解资本的经济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是如何持续的),毛认为有必要“将经济权力的可能性追溯到社会现实的本质”。毛通过社会本体论进行这种追溯(书的第三、第四和第五章),这几章是书中最掷地有声的章节,也是最有可能使那些猛烈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派别的人震怒的章节。没有枯燥的论战或言辞上的猛烈抨击,毛平静而巧妙地证明了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建立在一系列超越历史的主张上的必要性,同时证明了这种超越历史的主张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通常采用的三种形式的徒劳。
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对超历史主张的回避是正统历史唯物主义崩溃的副产品,也是针对普遍意义上的历史发展理论的批评的副产品。那些旧的范式认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发展历史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是更大历史范围内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生产力的增长、劳动者物质实力的辩证发展、人类的真正自由——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产生、传播和最终崩溃的驱动力。
这些叙事的“失宠”在理论和政治两个层面都是有着充分理由的。但是旧理论的退却给许多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们留下了一种冲动,他们试图转向纯粹的内在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及的所有内容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所有范畴——价值、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于生产本身——都被重新解释为“只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关时有效”。也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试图通过一系列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因素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方法已经被“通过资本主义理解一切”的新方式所取代。在此,资本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全面的社会形式。
毛敏锐地指出了这种“绝对历史主义”(absolute historicism)的自我破坏性质。学者们越是想坚持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就越是被迫同时假定“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异”与“共同要素”。唯一的选择是通过阐明“不可能把其他情况概念化并将它们与当前情况进行比较”来使资本主义永久化。把资本主义定位为一个历史阶段需要一些概念来指代资本主义产生和消失的更大的历史领域。
尽管承认需要超越历史的范畴,但毛认为,我们不应该采取反资本主义话语通常采用的形式。首先,不存在一种我们必须回到其中的超越历史的或“原始”的人类本质,所以资本主义也不能被认为代表着人类暂时的损失或异化。其次,也不存在一套基本的、通过产生并压倒特定的社会关系来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人类需求。最后,人类没有脱离任何一种自然的生产方式,因此也不存在在更高的水平上再创造生产方式的必要性。资本主义不是人类本质的异化,不是人为的、社会建构所需要的暂时优势,也不会破坏人和自然的统一性。
事实上,资本的经济权力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人类没有任何可以与之脱离关系的原始人类本质:所谓的一套基本的、压倒一切的需求或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性。毛借鉴了马克思、凯特·索珀(Kate Soper)和安德烈亚斯·马尔姆的著作,认为人类这一物种的特征在于我们与自己的身体和其他自然的关系的社会中介特征。人的本性是社会性的,而这种固有的社会性并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相反,它是资本经济权力的基础。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像人类这样完全依赖于工具、交流和社会性而生存。这些复杂的因素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基本,以至于我们依赖工具来生存,就像我们依赖肺来呼吸一样。通过这种依赖关系,人类个体被困在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这个社会关系网络调节着他们对自己再生产条件的获取。
工具既是人类身体的延伸,又与身体分离。我们需要它们来生存——与孕育我们的自然进行新陈代谢——但我们既可以以各种方式与自然隔绝,也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媒介与其取得联系。我可能从未接触过犁或收割机,但却享受着社会保障的耕种和收获的产品。反之亦然,我可以操纵犁或收割机,但却无法获得所生产的粮食。因为我们依赖于社会和工具,人类的生活以我们自己和大自然之间的原始分裂为标志。我们与自然的互动对我们的生存是必要的;但为了生存,这种交流必须以一种社会中介的形式建立起来。
人类生活与其再生产条件之间的本质差距是可以利用的。毛写道,因为作为人体一部分的“工具”可以作为财产集中在人类的其他成员手中,权力可以将自己编织进人类新陈代谢的结构中。因此,人类存在的一个超越历史的事实解释了经济权力如何成为可能,尽管它没有解释为什么经济权力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采取特定的形式。
这就是“资本主义并不比任何其他生产方式更抵触或压抑人的本质,而共产主义也不会是这种本质的实现”的原因。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就是人的本性可以被组织或实现的方式的多样性。这些生产方式中没有一种比其他的生产方式所调动的潜力更符合人性或更使人异化。资本主义和其他生产方式一样自然,也一样不自然。它符合人性,也符合社会性。资本主义的独特性不在于它与人性或非人性的距离有多远,而在于它如何调解和组织人与人之间、人性与非人性之间的关系。
图为赛林·毛新作
《无声的强制:一个关于资本经济权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图片来源: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873529/
纵向和横向的权力
毛在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转向了资本主义特有的中介和组织形式。这些章节中论述的事情太多了,无法在一篇综述中总结。毛的著作的精华清楚地体现在他“对清晰的概念的坚持”上。在每一章中,他通过设定区分和拒绝将所有现象同化为任何一个关键概念的倾向来推进他的论点,无论是剥削(exploitation)、拜物教(fetishism)还是吸纳(subsumption)。这就需要大量的支线论述,在这些篇幅种,马克思主义或批判理论学派被引入、被质疑、被承认:承认它对理解“资本主义如何持续存在”这一话题做出了一些贡献,但同时也强调了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因此,在这些章节中,他谈及了每个流派,只有在结论部分,作者才清晰地呈现了他自己的论点。
根据毛的说法,资本主义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分利用人类新陈代谢本体论层面的不稳定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只有通过两种社会分裂(social cleavages)才能站稳脚跟并持续下去。首先,无产阶级的创造和再生产等同于确保绝大多数人沦落到马克思口中的“赤裸人”(naked life)的境地,他们与任何直接获得社会再生产手段的机会分离。所有这些生活资料的获得都取决于为资本而进行的劳动。毛把这称为资本经济权力的垂直维度,这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或先验的阶级统治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征。
资本经济力量的第二个维度是横向的。无产阶级和资本家的阶级内部关系是以市场竞争和价值形态为核心的。无产者必须相互竞争工作和由工作带来的工资。资本家必须为了销售和销售中实现(或不实现)的利益而相互竞争。这些竞争关系表现出权力形式——即使确实像旧理论所预设的那样是某种强制的形式——不能化归为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纵向统治。正如毛所言,竞争“通过价格语言传递强制命令”。面对这种由市场主导的权力形式,老板和工人、就业者和失业者的命运都是如此。
这种分析直击当代阶级政治研究中的模糊地带。有趣的是,关注阶级并以剥削定义阶级的教条——例如,在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作品中就是如此——与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最初愿望并不一致。毕竟,阶级和剥削都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迄今为止,它们是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追踪资本主义基本动态的必然结果是对“无产阶级”的强调而非对“阶级”本身的强调。但是,把一群人命名为“无产阶级”本身就强调了有着太多刻意性的阶级政治研究所模糊的东西:作为“生产者”(producers)的工人阶级并不等同于作为“靠工资生活者”(wageworkers)的工人阶级,前者也不等同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无论他们是否工作,都依赖工资生活的阶级)。正如毛所说,“资本所需要的作为工资劳动者(wage laborers)的那部分人”总是且必然只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子集”。
把阶级关系与工作关系结合是当代阶级政治学的一个可以理解但令人遗憾的特征。说它可以理解是因为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显然依赖于资本主义工作关系,而工作关系在经验上更易于处理,在政治上也更突出。说它令人遗憾是因为它导致许多工人阶级的支持者陷入了“基于阶级的”政治组织形式与其他政治组织形式之间的错误对立。通过在资本主义基本的结构性阶级关系特征(无产者、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和(或)一种工作的关系特征之间进行转换,阶级政治学的倡导者实际上过分简化了现实政治的任务。“阶级政治”既与工作关系有直接关联,同时又具有阶级关系的普遍性。与工作场所的组织形式一样,“阶级政治”诉诸于物质利益;但与工作关系不同的是,它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适用范围。
在当今世界,基于阶级的政治学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性的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种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替代品,必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具挑战性和最艰难的政治斗争。人们很容易认为,这种抽象的全球斗争有一些局部的结晶,一些日常的斗争不必与全球斗争联系在一起,因为它只是全球斗争的小规模体现。但毛的著作证明了为什么这种在具体层面发生的事情绝对无法上升到全球层面。也即,这种抽象的政治不可能在具体的政治当中被提炼出来。他写道,“斗争从来不纯粹。例如,一个人永远不会去对抗种族主义(或就此而言的任何其他东西)本身”。这里的“其他任何东西”,基本上都包括那个十分抽象的“资本主义”概念。
图为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者艾伦·梅克辛斯·伍德
图片来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3%E4%BC%A6%C2%B7%E6%A2%85%E5%85%8B%E8%BE%9B%E6%96%AF%C2%B7%E4%BC%8D%E5%BE%B7/8657218?fr=aladdin
关于“权力”的疑问
尽管毛的分析具有真知灼见,但是也有必要指出其不足。我在此说三点。首先,虽然毛在反对失去统一的浪漫主义叙事方面令人钦佩地不妥协,但他经常援引这样一个观念,即大自然和人类劳动都“拥有相对于资本而言不可消除的自主权”;二者也是资本扩张的障碍,“资本已经与之斗争了几个世纪”。在毛看来, “商品形式继续悄悄进入”,渗透到新的生活领域,是资本扫清障碍的结果。
然而,这一论调难道不是毛明确批评的浪漫主义吗?大自然和人类劳动的自主性既是资本存在的条件,也是资本主义许多最恶劣危害的根源。正是劳动生产剩余的自主能力使劳动成为可剥削的。同样,不可被商品化的自然资源——在生产中被称为“大自然的馈赠”的自然力量和自然生物——恰恰是被最大限度地“浪费”的资源,因为它们在任何电子表格上都不作为成本计算出来。正如艾丽莎·贝蒂斯托尼(Alyssa Battistoni)在近期一本即将出版的著作中所主张的那样,任何“超越价格”(无需记价)的东西都会被资本所贬值,因为它低于所有会计标准。这表明,非资本主义生活的自治区域远不是资本必须努力克服的障碍,也不是商品化所必须进入和“殖民”的领域,而是使资本成为可能的神圣区域。
其次——也是他论点的核心——当涉及到权力本身时,毛对精确区分和界定概念的洞察力就消失了。权力是什么?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但在毛的书中没有回答。在一个令人困惑的时刻,毛拒绝给权力下定义。他声称:“为了确定权力的定义,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些与我们的目的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和问题,例如权力是一种能力(capacity)还是一种能力的实际行使(actual exercise)。”然而,稍作思考就能知道,权力是一种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的能力——如果权力是一种能力的行使,那么这种能力会被称为什么呢?——这与分析资本的经济权力直接相关。
例如,仅仅是拥有单方面影响某人基本利益的权力,就会给他们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他们按照你的意愿行事,即使你从未威胁要用你的权力来对付他们。如果你知道我书桌抽屉里有把枪,而且我的社会地位使我免受法律制裁,那么我就不必为了给你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而拔出枪命令你照我说的做。我可以非常客气地要求你为我做一件事,我的权力会为我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我可能都不用真正做出这个要求。你会自然而然地预测什么会让我高兴,并为此而这样做。如果你知道我是个威胁,我就不需要威胁你,甚至不需要提出要求。
很多经济权力都是这样的:不需要行使就能产生成效。例如,竞争压力是通过预期来发挥作用的。一个企业不需要知道所有竞争对手的生产成本,就能感受到压力从而去提高生产率和削减成本。也许没有竞争对手即将采用新的、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尽管如此,预期到“某些竞争对手在某些时候可能会这样做”成为任何一家公司需要努力在他们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引入新技术的全部原因。同样地,你的老板也不需要为了让你知道他们有权力而解雇你或威胁要解雇你。他们拥有这种权力本身就已经足够确保你的服从。这就是为什么控制“任何构成另一个参与者所在的有意义的环境的一部分”的能力都可以被视为权力。
因为毛没有给权力下定义,也没有把权力的拥有和行使区分开来,所以他把资本经济权力看作“对再生产的物质条件的权力”是不正确的。资本家控制着生产的物质条件,因为他们能够检查、调节、指责、监督、质疑、约束、阻碍和否决工人。工人生产的产品和表现可以根据雇主制定的标准进行检查,他们的活动可以根据雇主制定的规则进行管理。如果他们没有达到这些标准或遵守这些规则,他们可能会被雇主斥责。他们的整个工作活动都可能受到雇主的监督,他们的言辞和行动可能在任何时候受到雇主的质疑。雇主有权终止雇佣,可以限制和阻止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在工作中试图实施或提出的任何建议都可能被雇主否决。所有这些控制模式要么是雇主拥有的特定权力(或其行使),要么是雇员对特定权力的反应。资本对物质再生产资料的权力如何进行类似的分解?毛最接近这方面的论述是他关于异质性生产(第七章)和资本主义组织工作(第十二章)的讨论,但这里可以做得更多。
最后,毛不仅没有将权力与行使权力区分开来,他也没有区分权力(power)与统治(domination)。他声称,权力与统治之间的区别与分析资本经济权力的话题“无关”,因为“资本的力量总是涉及并依赖于统治”。这透露出一种必须澄清的混乱。对人民的权力并不一定是对这些人民的统治,而“重新配置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条件”的权力也并不一定需要把社会统治“铭刻”在“受其支配的人的环境中”。对他人的权力可以是非统治性的——如果这种权力对臣服于它的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作出反应的话。建立一个后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必须包括建立强大的、非统治性的政府机构,这些机构必须对受其统治的人民负责。社会主义政府的形式也必须以住房、交通、通讯等形式铭刻在被统治者的环境中。
我并不认为毛不知道这些事情。然而,他对区分权力和统治的问题的漠不关心让他的读者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如何把资本的统治从中性甚至良性的经济权力形式中分离出来?事实上,毛的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把资本的统治视为经济实力的唯一实例。这似乎是对这个概念的伤害。实际上,这个概念可以有效地分析物质环境可能被重塑的方式,以促进自由和合作的社会主义生活形式。社会主义的“选择架构”可能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容易理解且值得问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把权力与统治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就变得无法清晰表述。
我希望我已经说清楚了。然而,毛的分析所存在的这些局限性对他的作品来说绝不是致命的。相反,它们本身就是进一步扩展和发展这种分析的可能性。该书所拥有的非教条主义和融合精神本身就令人钦佩,当这种精神与他对概念分析的偏好相结合时,《无声的强制》读起来就令人激动。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继续努力并发展毛的贡献。
文章来源:
Under Capitalism, We’re All Dominated by the Invisible Threads of the Market
Jacobin, 2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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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jacobin.com/2023/03/mute-compulsion-soren-mau-book-review
·译者介绍 ·
邱劭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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